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在百余年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值得我们从不同角度总结凝练和传承弘扬。
长期以来,清华大学高度重视校史研究工作,早在 1959年成立了校史编辑委员会,下设校史编写组,现已发展成为校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校史馆“三位一体”开展校史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的专门机构。金富军副研究员就是这个机构的一员,他在清华大学先后攻读本科和硕士、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校史工作。这本书是他为校史研究和校史教育贡献的最新成果之一。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主题丰富多彩、形式图文并茂、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生动活泼。几十年来,清华大学陆续出版了校史稿、史料选编、人物志、大事记、校志、图史等体例比较完备的校史图书,全面展现了清华百余年发展变化的历史风貌,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清华历史和精神文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图书的内容、篇幅等大多比较系统、宏大,严谨有余、活泼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社会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阅读的需要,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即时性传播的特点,在校史宣传教育效果上还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如何将清华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丰富多样的育人资源,面向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更加有效地传播清华优秀文化传统,是校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金富军的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
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本书围绕学校发展、人才培养、科研与服务、校园文化、校史人物等办学中几个重要方面,每个方面选择一些有趣的点,点面结合,运用国际史学界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图像证史”研究方法和写作形式,从若干史料照片说起,讲述了 60多个校史故事。每个故事篇幅不长,通过珍贵的史料照片和翔实的文字描述,让尘封的历史展露出来、鲜活起来,让读者在较为轻松的阅读中了解一件事、一个人,进而了解一段历史,从不同侧面、不同深度感悟这些历史中蕴含的清华文化与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精选的照片,既有较为常见的校史图片,比如清华百年校史展上使用过的一些照片;也有作者在长期的校史研究中不断挖掘、访求获得的稀见珍照,例如“任期短暂的温应星校长”中温校长与来宾合影就是如此。温应星于 1928年4至6月任清华学校校长两个月,留存资料极少,而这张照片正是他在任校长时恰逢清华校庆,与梅贻琦、陈岱孙、陈达、赵元任、叶企孙、吴宓、刘崇■等众多清华名师及来宾的合照,弥足珍贵。此外,本书的一些篇目内容对清华校史有拾遗补缺的作用,例如对李大钊、陈毅、聂耳等人与清华关系的挖掘,对边疆问题研究会、航空风洞与滑翔机及防毒面具等研究项目的介绍等,都有助于丰富读者对清华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学术传统的认识。
我特别要谈到的是,对于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清华历史故事,以及对清华历史的一些认识理解,作者通过资料梳理和分析考辨,进行了一些矫正和纠偏。例如,“‘中等程度学校’≠‘中学’”一文,对清华建校初期即清华学校时期的办学程度进行了辨析,有助于澄清对清华学校办学程度和性质的偏颇认识。“关于‘破格’”一文,通过解析几个典型实例,指出纵观清华百余年历史,确有极少数优秀人才通过变通进入清华,但绝大部分是通过严格选拔入学清华,这恰恰证明清华的“格”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清华历史上人才辈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坚持“守格”的结果。再如“大师与大楼”一文中,通过分析梅贻琦讲话的时代语境,指出大楼与大师本身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有所侧重,如果过于望文生义,则往往会对梅校长这句名言的丰富内涵理解不完整以致极端化。所以,我觉得本书不仅是一本清华校史的通俗读物、社会读本,而且同样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对于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者研究清华校史和中国教育史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还想谈到的是,金富军副研究员从事校史工作已有十多年,从2008年起还一直担任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校史馆副馆长等职务,承担了校史研究室、校史馆的很多日常管理工作。但他始终坚持学术研究,注重搜集和查证原始资料,有些资料是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收集、一点一滴积累得到的,在研究和写作中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对历史上很多人和事既不隐恶,更不溢美,力求做到文章有数据、有分析、有观点。
当然,本书也还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比如,书中绝大多数文章涉及的校史内容都在20世纪 50年代院系调整前,这与清华大学近 110年的发展历史显然是有很大差距;另外,本书的写作是作者在几年内陆续完成的,由于成文时间不一,因此读起来各篇风格未免有参差跳跃之感。因此,我更愿意把这本书视为作者这类写作的开始,相信清华校史研究一定能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