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盛会，怀念我们的老校友、老教师、老校长月涵先生。梅月涵先生可以说是以一生贡献于清华教育工作的人，他1915年从美国回来，同年来清华工作，一直到抗战，去了昆明，后来又回到北京。离开北京之后，又创办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清华开始是留美预备学校，到1925年才改办大学。1926年梅先生兼任教务长，两年以后去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1931年回来任清华大学校长。是在他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我1929年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有两年大学班了，还有两年的留美预备班，全校学生人数并不多，每个大学班大概不到二百人。教师也很少，学术水平不高的状况，从招生也可以看出来，其他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和报名人数之间相差很大，报名很多，录取比较少。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而录取比例比较大。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就变成一所全国有名、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这当然是与全校教师职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但主要是在梅校长领导下，把清华建立了起来，成为今天清华大学的基础。

那么清华是怎样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为一所名大学的呢?为什么说这是与老校长分不开的呢?

一是师资和人才的引进。我刚到清华时，教员人数很少，需要引进很多教师。问题在于引进什么样的教师。当然在北伐成功、清华由外交部领导改为由当时的教育部领导之后，就开始注意延聘人才；但是最重要的是老校长来了之后，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把它明确了起来。清华在当时七、八年期间，在延聘教师方面，的确采取了这个方针。我记得那时延聘的人应约时间是有限的，聘用两年，两年之后要重新聘。如果认为不适合于教学工作，那就不再发给聘书。采用这个办法是很严的。另外，当时也看出所谓“近亲繁殖”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学中，都不这样做。本校毕业同学如果适合做教学工作，当然是欢迎他的；但延聘者并不限于本校毕业的同学，我们聘请的教员中，实际上很多是别的学校毕业的。这件事，同老校长的延聘人才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件事就是办校的制度，是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过去常听人说，清华是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其实不大准确。清华并没有提出把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来推行，这一称号是由别人叫出来的。当时北京还有人发表不同的议论。记得有一位新就任的北京某大学的校长，就提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而清华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可能会引起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教授会，教授会对学校的事，是有发言权的。有发言权应该不应该呢?我觉得是应该的。学校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这两方面都要靠教师去做，当然应该有发言权。这并不是对校长有不尊敬的意思，校长也是教师中的一个。所以当时清华注重听取各方面教师的意见。当然在最高决策机构里，最重要的是评议会。评议会在老清华时就有，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有，那是学美国的，管的是教学有关的事。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没有校长的时期，校长职务由校务委员会执行，评议会的工作加重了，管的事多一些，变成学校中一个重要机构。评议会的成员，虽然大部分是由教授会选举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当然委员：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秘书长。同时，与之相配合的，设有许多各种各式的委员会，它们的成员，很多是由校长派的，或者是由评议会选举的。通过这些委员会，把许多工作分开，由这些人去办，去筹划，去决定。这里边也有教师参加，也有一部分是有职工参加的。当然这种办法也有缺点，但是经过十几年经验，这个制度在清华确定下来，成为一个集体领导的民主的制度。这个制度后来也带给西南联合大学去了，不完全一样，但大致相像。这也是与老校长有关系的，因为在联大，实际管事的是老校长。

我觉得这两件事——当然并非完全靠这两件事——的确对于清华从有名无实变成有名有实的大学，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老校长梅月涵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怀念老校长，应该说他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始人。

编者按：

本文是陈岱孙先生1989年在梅贻琦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兹经陈先生同意，略作调整，作为本书的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