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纪念集

梅贻琦先生是我国当代资望最深、建树极丰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读了本书开头的几篇名家序言、代序，以及全书所收的全部文字，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无需再多赘言。这里只想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请勿把这本书和一般专为歌功颂德的“祝年文字”——如潘光旦先生所说的那种“不免为通人所诟病”的“一派浮诞的谀词”等同齐观。因为梅贻琦与那些“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并世诸君子不同，本书所收文字，几乎就是五十年来人们对他的全部评论。“翕然称之，胥无异词”。多年以来，笔者在比较广泛地资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广为搜寻人们对他的“异词”或“谤语”，但迄无所获。这样的历史人物，古今中外实不多见。(在笔者心目中，孙中山、蔡元培、周恩来即属这样的人物)笔者在本书后面的“其他”栏里，辑录了几则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谈论梅贻琦先生的话，也是为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这种“胥无异词”的现象。

在本书所收的众多文字中，笔者尤其赞佩“治丧委员会”所撰的那篇《祭文》，敬重、怀念之中倍感中肯、切要。所以不嫌重繁，引录片段于下：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不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文载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二期《追悼梅校长专刊》)

下面说几点关于本书编排和技术处理方面的事：

一、本书共收梅先生生前友好及学生于五十年间(1940—1990)撰写的纪念文字近二百篇，(另有各种形体的贺词、挽词等三百余件)这些文字合起来，就是一本质量很高的“梅贻琦评传”，对于国内外历史、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家，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并可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当前史书系列中的一个空白。

二、本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文章作者遍布于海峡两岸以至世界各地。以纪念共同师友的形式把这么多显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但可以洞观梅贻琦先生的为人和生平业绩影响之深远，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就是祖国联合统一的一个小小的先声或标志，所以它也应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历史文献。

三、本书文章取舍，主要着眼于对梅贻琦先生的纪念和缅怀。至于对不同作者由于立场、观点不同或历史局限而习惯使用的“术语”，除极少数与本书编辑主旨极不谐和者由编者作了必要的处理(如以“□”号、删节号、引号替补)外，余皆尽可能保持原状，以保真实。

四、为了使读者在读本书以前先对梅先生的为人和业绩有个概括的了解，除特邀陈岱孙、尚希贤(传道)二先生专为本书作序外，还从本书文章中选出《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潘光旦)、《梅贻琦校长六十寿相序》(张子高)、《在“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冯友兰)、《祭文》(治丧委员会)和《“梅贻琦纪念馆”命名的意义——梅先生与原子科学》(陈可忠)等五篇作为“代序”，列于“正序”之后。

五、在编排上，为了阅读、了解方便，把全部文章大体上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六、本书编辑得海内外学界先辈荫益良多。没有他们发表在两岸诸刊物上的大文，本书便无从编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位耄耋之年的清华元老、梅先生生前挚交陈岱孙、顾毓琇(一樵)老学长的热情关怀，陈先生欣然为本书作主序，并允作本书的审定人；顾先生从大洋彼岸为本书题写书名，并慷慨资助本书出版费(500美元)；尚希贤(传道)先生不但为本书撰写“二序”，但任本书的另一审定人，而且还满怀对梅先生的敬缅之情为本书的出版联系出版社、向海内外同窗好友发函争取物质和精神上的赞助等等，他实际上是本书编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的总顾问。本书编辑工作得台岛赵赓飏先生的荫益尤多：许多文字和图片系来自他在海峡彼岸编印的出版物，日前还特地通过尚传道学长转来手稿《梅校长贻琦博士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项》。……作为梅校长的朋友和学生，以上这些老学长的热忱当然是出于对自己敬爱的师友的高尚情感，用不着笔者说什么套话。而尤使笔者感动的是，一些过去只知梅贻琦其名，而不了解其人，甚至连梅贻琦的名子也未听说过的“局外人”，当略知梅校长的为人和事迹以后，表现出对这位优秀历史人物的高的崇敬之情，他们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对笔者的工作给以鼓励、指导和支援。笔者认为，这当然不只是出于对笔者的私谊，而更主要的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培育的民族精良人物的热爱之忱。

1993年10月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