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探索

何东昌曾 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

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建立，已经整40年了。教育上的得失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作出结论。现在应该可以说，这是高校一项重要的制度，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保证。而政治辅导员自身，通过边学习边工作，得到了政治工作、业务工作“两个肩膀挑担子”(蒋南翔同志语)的锻炼，为以后逐步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建设骨干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较好地提供学校党政骨干的后备来源，又向社会输送了一批政治思想和组织能力得到更多培养的人才。从政治辅导员中人才成长的成功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1952年以前，师生们通过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参加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思想上政治上获得了很大进步。这是学校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当时学生是推动学校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其中又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干部为骨干。但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负担过重，以致影响了他们的业务学习和健康。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建设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客观形势要求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当时教师中党组织力量还很薄弱，本身的任务也很重。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的蒋南翔同志，坚持认为办好学校要依靠一批政治坚定、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懂得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样的骨干，不可能从校外大批调入，只能通过工作，从知识分子中加以选拔和培养。这个指导思想符合后来毛主席提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也符合今天干部要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方针，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清华，从1953年开始，领导核心中围绕这个干部政策问题也有过一场长达几年的争论，才使正确的主张得以坚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南翔同志确定了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构想。从一开始，还总结了过去地下党时的经验，即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有影响力，最好是使学生中的骨干把业务搞好，努力成为其中的优秀者。所以选拔的人选既要有思想政治上的自觉性，又要在高年级而且是从业务学习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以上的学生中选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政治辅导员在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以后，转去从事其他工作，业务上、思想政治上也是比较优秀的。这说明年轻时受到这种锻炼也是使人终身受益的一种“大有出息的负担”。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针对性地读一点本本，但要与实践相结合，最好是在年轻时当世界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自觉地来掌握它的基本功，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自己的血和肉；同时又不要荒废文化科学方面的学习。所以这个制度从人才的培养来说，无异是在学生中对一些同学进行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能力上的特殊培养。

从事政治辅导员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只是短短几年时间。以后去从事党政的专职工作的只是一部分，其他的人可以仍然主要去从事文化、科技等业务工作。他们由于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一般地说，是可以在工作中做出很好的成绩。也要努力从中造就一些业务上优异的人才。但也会出现矛盾。主要是由于过去政治运动过多，特别是“文革”使得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这使有一些同志不得不在时间上过长地过多地承担党政工作方面的任务，难以处理好党政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矛盾。但历史地来看，这不是这个制度本质上的缺陷。要认真执行好这个制度，关键是从领导思想上要把它作为办好学校的长远的一项基本建设来看。即要把这支队伍不仅是当作一时的需要，而且是作为长远的后备骨干的来源加以关心、爱护，精心处理好使用与培养的关系，并有制度作为保证。

面对今后的形势，我们将遇到更复杂的任务，这要求政治辅导员要更多地懂一点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亲身参加一点社会上的改革实践。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以促进经济的较快较好的发展。这将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在人才的流向上会以具备某种市场机制的形式来导向。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改革，归根到底要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一个有理想的大学生，在精神上总不能去作金钱的奴隶，或降低为对事业只抱雇佣态度的人，而忘记了对社会、对祖国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如果这些道理是正确的，再考虑到国际上的殷鉴不远，我们绝不能丝毫削弱培养“四有”的接班人的任务。因此，政治辅导员制度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加以坚持、创新、发展，以永葆其青春的活力。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