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纪念文集

刘仙洲教授是一位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卓有贡献的工程教育家。今日撰文纪念刘老诞辰一百周年，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与深切怀念。

我与刘老相识始于1941年，那时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那一年，我报到晚，是他亲自指导我选修课程的。以后又聆听过他讲授的机械原理课程，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一位和蔼、认真的严师。我们真正相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清华大学长期共事，相知愈深，信任愈坚，我和蒋南翔同志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从刘仙洲先生身上和他的经历中，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那热烈又诚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正直、求是、追求进步的性格。

他在中学生时代，曾加入同盟会，是一位爱国的少年革命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和倒袁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辛亥革命后，他深感“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独立发展不可”，寄希望于“教育救国”和“工业救国”。大学毕业后，他放弃赴英留学的机会，决心留在国内开拓新路；为了培养大批清寒有志青年出国深造，他又放弃高薪工作，不计报酬地回到母校保定育德中学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都是在那时成为他的学生的)。1924年他出任北洋大学校长，后又执教于东北大学和唐山交通大学工学院。1932年清华大学建立工学院，刘老应聘到清华。从此，他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清华大学。在清华，他很快以其执著的爱国精神、精湛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

他在教学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面对当时大学恒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课的状况，惊呼这种现象“长此不易，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期”。他带头编写中文教材，用中国话讲课，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并在讲课中尽可能阐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如中国使用筷子就是我们祖先对杠杆原理最早而且最熟练地运用，走马灯是燃气轮机的雏型等等，启发同学们提高对祖国的认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质朴的爱国思想与良苦用心溢于言表。

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救国”和“工业救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目睹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他非常灰心，决心不问政治，甚至不愿担任行政工作，而埋头业务，著书教书度日。在1947年，他曾十分感叹地对朋友说：“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实际上，他在解放前是处于失望状态，在失望中迎来了解放。

他善于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探索和掌握真理，接受新鲜事物，不断追求进步。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天天前进，过去梦想的许多事情相继实现，他的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的不同。他颇有感受地说：“新中国是三代以来的好政府”，他的心就一天比一天更贴近共产党，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唤起了新的希望。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的讲话，给他以深刻影响。他积极参加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检查了所谓“搞政治与做学问的分工论”思想和“只重视个人的事业(如埋头教书写书)，对人民的事业不够热心”的缺点，表示“自己的本领要完全听从国家需要，我虽说是老了一些，但是，我也要学习政治，决心一步不停地向着共产主义迈进”。他诚恳正直，言行一致，一旦有了认识，就勇敢地付诸实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索着，反复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正式向学校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55年11月7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一个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贯穿一生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随着时代进步而升华。早年他的爱国思想是朴素的，解放后其思想境界发生了较大变化，他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的爱国精神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诚，自觉地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不懈的努力。

人民共和国使他重新唤发青春。1952年下半年，他愉快接受任命，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56年后任第一副校长)，不知疲倦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协助蒋南翔校长领导学校前进，取得较大成就，对清华大学和新中国的教育与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解放前他曾反复倡导“工读协作制”，主张学校工程教育与生产实际联系。解放以后，他对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的一切方针、措施都积极贯彻执行。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他积极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主张生产劳动不宜过多。他说：“学校总还是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他不赞成1958年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反对许多过火的做法。他无私无畏，敢于直言，在他应邀参加毛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之际他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忧虑。他语重心长地说：“党的号召本来是到黄河，结果到了长江还嫌不够，做得过头了”，急切地表示出他对党的事业的关心与坦荡胸怀。

他是我国教育界和工程科学界的老前辈，治学严谨，德高望重，学术上很有成就，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清华和全国都具有广泛影响。过去，南翔同志曾说：“一百单八将(指当时在校的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实际上，这个稳定因素的核心就是刘仙洲教授。南翔同志非常敬重他，有关学校工作的重要决策都事先征求和听取他的意见。他不负众望，他本身的行动就是一种力量。他经过半个世纪的摸索，走了许多弯曲艰难的道路，终于在解放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进步到自觉追求共产主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入党的行动，给正直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个极其明朗的新的道路，也正如35年前南翔同志在发展刘仙洲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所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光荣归宿”。

他对党和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入党后，他虽年近古稀，但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事事处处都自觉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兢兢业业地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

1966年11月，我已受到批判，有一天我去刘老家看望他。当时，他不仅没有回避，还对文化大革命表达了直率的不满，认为许多做法违反法制。他对我说，对人民代表限制自由应通过人代会常委会，随便乱抓人是违反宪法的。他还说，少奇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认为当时有人提出打倒刘少奇同志是历史所不允许的。在那乌云笼罩的时候，他的认识是那样的清楚，态度是那样的鲜明，给我以很大的欣慰。未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深谈。

在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始终坚定不移。那时，他身患多种疾病，还一再表示：“自己虽然年纪老了，还要以有生之年尽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即使不能添砖瓦，能添把土也高兴。”他将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完全献给了党和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

回顾刘老的一生，他之所以能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对共产主义理想执著追求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固然与他自己的许多优秀品质有关，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能面对新社会的伟大现实，不停地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十分认真，长期坚持，没有间断。他曾表示要象周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这正是他进步的思想源泉。他的一生，是不断学习求进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在中国，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真诚的爱国者或迟或早会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旗帜下面来。刘仙洲教授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学习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刘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对祖国的爱全部倾注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使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富强起来。这将是我们对刘老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1990年1月8日

何东昌 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