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文集

为了纪念张奚若先生一百岁诞辰，清华大学校史组编辑了一本《张奚若文集》。文集收入了张奚若先生生平重要的文章，计“学术”、“时评”、“政论”、“书信”、“回忆”五大类，共约三十万字，另附“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一篇，奚若先生生前友生怀念文章若干篇。

奚若先生和我倾盖论交四十余年。我们的交谊是从一九二九年，他来清华大学政治系教书时，开始的。在这一段期间，奚若先生住在北京城内，每星期来校两次，在校工作四天，住两宵，在清华校内工字厅有一单身宿舍。当时，我和叶企孙先生则在校内北院赁一小屋；鸠合五六位同仁在寓所组织一个单身教员饭团。奚若先生从一九二九年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起时，一直参加这个饭团，聚谈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饭团成员中，奚若先生年最长，阅历最多。他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青年，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而我们则是“五·四”时代初具爱国主义意识的青年，实际上晚了一时代。我们都待他以长兄之礼。时间久了，我们对于他的方正的品德、精湛的学识都十分钦佩。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二者于一身的人物。这一集合，在某一意义上，就应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体现；因为“五·四”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实际上，是对被军阀封建势力所篡夺了的辛亥革命未竟工作的精神的延续与重现。虽然，奚若先生对于“五·四”运动时期某些所谓“维新家”缺乏基础知识而好作放言高论的行为，不无微词。

奚若先生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他不喜欢写文章。这和他自己在一九二五年给胡适之先生一信中所说的“教书本非素愿”一语可互相印证。他是一个学者，但他的素愿是学以致用，学是为他的志服务的。他终于难免而走上教书这第二条选择的路，是受时代政治所支配的。

他不喜欢写文章，却又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大部分是在政治窒息、国步艰难的情势下，受他的良知所驱使，有不能已于言而写的。在这本文集中，很大一部分的文章属于“时评”和“政论”两类。而这些文章又几乎都集中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六年三个时期的前后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这第一时期是北伐初期，第二时期是抗战前夕，第三时期是解放战争前夕。这些文章都表达了在这些特殊时期中，作者关心国运、鞭挞腐朽的强烈心情，和不畏强御、不顾一身安危的勇气。他在一九三六年底发表在《独立评论》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中痛斥了态度暧昧、有挟寇自重嫌疑的地方当局，以致《独立评论》受立即停刊的处分。而他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发表的《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讲话，更触当时所谓“极峰”者之怒，有身遭不测的可能；经友朋劝告乃提前离昆间道北返。这两件几为文字所累的事，知之者就不会太多了。

承文集编者同人以文集稿见示，并云即将付梓。览阅之余，如对故人，更深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之感。掇数语，是为序。

1988年9月9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