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文集
关于青年运动的论述,在《蒋南翔文集》中,占有相当份量。开卷第三篇是“一二·九”运动的宣言。这是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南翔同志当时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起草了这个宣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名义广为散发。“宣言”悲愤地指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宣言”明确提出:“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诚而可靠”。号召“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它和旷古未有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汇合起来,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也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蒋南翔同志逐步走上我国青年运动的领导岗位,成为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一九六五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盛大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大会。蒋南翔同志系统地总结了“一二·九”运动以及我国青年运动的经验。南翔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中华民族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坚持卖国、内战、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不惜丧权辱国,……对内继续进行反革命的内战,疯狂地反共反人民,不许人民抗日,并且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高喊‘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当时的北京,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从华北撤退,国民党的重要官员,纷纷南下逃命,故宫的古物纷纷南运,高等学校纷纷准备南迁”。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坚持对外屈膝退让,对内屠杀镇压的政策,“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处于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爆发的。游行示威的人群喊出了多年来不准喊,喊了就要坐牢、杀头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迅速地从北京扩展到全国的城市、乡村;从学生扩展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中去。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成为一次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动员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大爱国青年,特别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热烈地走上抗日最前线”。这样,就使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走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革命武装相结合的道路”。蒋南翔同志深刻地总结了“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提出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他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最根本的一条历史经验,集中起来说,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今天的中国青年,应当在学习‘一二·九’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实现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劳动化。”南翔同志提出:“我国的青年一代,应当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所要具备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南翔同志进一步提出:“要使我国的青年一代,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使他们又红又专,能文能武,具有坚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具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健强的身体。”南翔同志号召青年一代“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准备从革命前辈手里,接过革命的红旗,使革命红旗代代相传,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六十一周年。蒋南翔同志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总结的经验,对青年提出的“又红又专”的要求,提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提出“接过革命的红旗,使革命红旗代代相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使命,是不是过时了呢?没有,一点也没有过时,而且,恰恰在此时,重温“一二·九”精神,重提“一二·九”所走的道路,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和建国的一批骨干。他们代表着我国青年和我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在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任何为民族、为人民的好事,都无从谈起。而真诚的爱国主义战士,要为民族、为人民有所作为的志士,最终总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以至走进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以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博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自然科学的深邃知识和尖端技术,不为帝国主义服务,不拿外国资本家的高薪,想方设法,回来报效祖国,并且做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在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无从实现。还有,我国著名教育家、机械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在他六十五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他七十九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的严济慈,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仙洲在一九〇八年就参加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垣还是清朝的秀才,在北洋军阀时代,在北京担任过议员,当过教育部的次长。严济慈早在二十年代就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在美国讲过学,在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当过院士,是一位普遍受到尊敬的科学家。他们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经历了晚清、帝国主义入侵、北洋军阀、大革命、国民党统治、日寇侵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曲折历史,历经沧桑,屡睹民族危难,饱览政治风云。他们阅历多,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切了解,对旧中国有深切了解,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深切了解,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比较,才毅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真心爱国的人,真心追求真理的人,最终会集合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直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蒋南翔同志在刘仙洲同志入党的会上说:“共产党是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光荣归宿。”确确实实是这样。那些借口改革开放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图谋,是注定没有出息的;那些借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散布什么“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老调,那种一心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图谋,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违背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站到最广大人民的对立面。
蒋南翔同志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青年运动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学生不仅要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这种观点是不是过时了呢?没有,一点也没有过时,而且,恰恰在此时,重温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必定要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必定要结合。在革命年代,青年知识分子要深入工农群众之中,扎根、开花、结果;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革命武装斗争的前线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最生动,最富有成果的结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这就是当代青年运动的方向。蒋南翔同志在一九六五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大会上,分析了当时苏联的情况。他说:“按照资产阶级方向来培养知识分子,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热衷于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脱离劳动人民,成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这个严重的教训,我们必须引为前车之鉴。”二十六年之后,蒋南翔同志这番话,不幸而言中了。
二
《蒋南翔文集》中,大量的篇幅是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蒋南翔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长期担任新中国教育的领导工作,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和成功的教育实践,创造性地落实了我们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的性质、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教育,这是因为教育是改造社会,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和纲领的有力工具。我们办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过去,我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我们的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革命战争服务。现在,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教育为实现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教育都是把实现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结合的。
教育必须向工农开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结束广大工农进不了学校的历史,为在劳动人民中培养新型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创了我国教育的新纪元。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培养新少爷、新小姐,不是为了培养“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教育向工农开门,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坚持的。
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随后,毛主席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论述,阐明了又红又专的辩证法,提出:“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重申了这个教育方针,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现在,党中央把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前后一贯的。
蒋南翔同志在我国教育的领导岗位上战斗了数十年,终其光辉的一生。一九五二年以来,南翔同志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九五三年又担任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市委常委。从一九五九年底起,担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同时,仍然担任着清华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一九六六年。他主持清华大学将近十四年。他在清华大学不是挂个名,而是切切实实地在领导。他曾和学生一起跟班上苏联专家讲的一些课,作习题,作实验;亲自为本科生、研究生上哲学课;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效的学校工作管理制度;培养出大批教育、科技、经济等各条战线和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和专家。南翔同志参与领导了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独立思考,大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在党中央领导下,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参与主持起草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先后经党中央批准实施。其中“高教六十条”还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这三个教育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初步规范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具体章法,创造性地、系统地落实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九年二月,应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领导人联名向党中央要求,经邓小平同志提名,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蒋南翔同志为教育部长。他重新回到教育领导岗位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决拨乱反正,推动我国教育工作重新回到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轨道上来,并及时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意见,推进社会主义教育的现代化。他主持制订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分别经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一九八二年,南翔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党的干部培训,他同王震同志一起,提出党校正规化的积极建议,经中央批准实施。同时,他仍然十分关心普通教育事业,撰写了《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论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重要文章。文中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进行了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中间也发生过一些失误以至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实实在在地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成就。在其中,南翔同志做出了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翔同志一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处理继承与改革,独立自主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在改造旧学校时,他主张既要坚决清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又要保护、继承和发展其在治学育人方面的好的经验;特别要信任、团结和依靠从旧社会过来的长期艰苦从教的广大教师,决不否定一切。在“一五”期间学习苏联时,南翔同志提出,对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教育经验,也要了解、借鉴,不赞成一概排斥。十年动乱后,他坚决拨乱反正。他深刻、系统地总结了“左”的错误在教育战线的各种表现,领导教育界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坚决驳斥“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谬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南翔同志主张有分析地吸收西方教育工作中对我有用的东西,但必须以我为主,不能迷信外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教育的一套。
蒋南翔教育论著和实践,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一条又红又专的红线。南翔同志多次论述又红又专是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准绳。他反对“只专不红”、“只红不专”论,坚持红专统一论。他反复论述,我们的教育方针、培养人的目标,是又红又专。必须是红与专的统一,接班人与建设者的统一。我们的教育,首先要把爱国主义的大旗,社会主义的大旗,共产主义的理想,交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地往下交,代代相传。我们必须使后来者知道,一旦放弃了社会主义,就会回到苦难的深渊。在当代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爱国主义是空洞的、抽象的。我们的教育要树立起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风尚,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科学、爱劳动、爱人民,是最根本的道德风尚。我们的教育还要以我国的优秀文化、世界的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邓小平同志指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说,教育要面向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同时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服务,要把当前的建设和远大的理想结合起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实质上,也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人。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蒋南翔同志指出:“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它所培养的一代又一代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服务”。他认为“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使命,也才能明确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教育改革和发展同这个总的要求和方向相适应”。
蒋南翔同志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站在一个特有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点与面密切结合的岗位上,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
(一)坚持党的领导
蒋南翔同志始终认为教育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最根本的区别有两点:一是服务方向”。社会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二是由谁来领导”。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问题,社会主义教育只能是共产党领导。“一个服务方向,一个领导权,决不能含糊”。他到清华大学任校长的就职演说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信任共产党的领导,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有关政策。”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前,他提出建议: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应由校长负责制改革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颁发的“高教六十条”都明确规定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在我国,一切事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一切教育事业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一切学校,不论是高等学校或初中等学校,不论是普通学校或职业学校,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开了,就会走上斜路。
在学校中,党的领导要保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南翔同志反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要有现代的科学文化专业知识,并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运用这些知识;又要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和觉悟,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敢于同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他们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先锋,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他说:“这样的要求是很高的,现在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就是为了脚踏实地地坚定地朝着这个要求前进。”坚定地朝着这个要求前进,这就是教育工作和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
在学校中,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和教育全校师生员工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蒋南翔同志曾尖锐地指出:“过去,在国内外敌人残酷迫害和恶毒攻击之下,我们党没有放下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的党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举自己的旗帜?现在有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员教师,在工作中不敢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领导,这种精神状态,是不应该的。”他的这些话,现在有更为实际的意义。
在知识分子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南翔同志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时,认真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他亲自给积极分子上党课,亲自培养发展对象,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亲自介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刘仙洲同志就是南翔同志介绍入党的。
铸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任务,要求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共产主义的师表。党组织对党严员要格要求,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党员必须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世界观。绝对不能把入党(和入团)当作个人“上升”的台阶或捷径。学校的党组织必须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清除腐败分子出党。决不能叫入党为私、假党营私等种种腐败现象浸入党的肌体,搞乱学生的思想。
(二)“马列主义理论课是必修课”
蒋南翔同志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课是必修课,不能取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本质区别所在。他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又红又专,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政治课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不是要占很多时间,分量很重,而是要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观点,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水平。”他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曾亲自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讲哲学课,就是担任教育部领导工作后,虽然工作很忙,也不耽误上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领导人也都走上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讲台。他还十分强调,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关键是坚定不移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帮助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他还十分重视马列主义理论课师资队伍的建设。
是不是机械地拿一个尺度要求所有的教育对象?不是的。南翔在他的教育著作和实践中,区分了政治上的三种境界,形象地比作“上三层楼”。
爱国主义是第一种境界,第一层楼。
热爱祖国是中华儿女做人的根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南翔同志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普通大学,决不能要求每个大学生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共青团员,或者都熟悉或赞成马克思主义。”“然而,新中国的大学生,应当而且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南翔同志深刻地阐明政治上三种境界的关系。他说:“没有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就有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学生如果不爱国,甚至还反对新中国,那么,还希望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献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南翔同志指出:“我们的爱国,不是爱蒋介石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而是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我们来说,爱祖国,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制度,这三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有了这三者统一,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具有远大前程的爱国主义。”
南翔同志提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人自觉革命。自觉革命会有不同的要求,最根本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登高,更上一层楼。”他把为社会主义制度奋斗,比做第二层楼,把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比做第三层楼,要教育人们自觉地登高,上更高的楼。
南翔同志创造性地采取组织措施,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他在清华大学实行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起“两个肩膀挑担子—一双肩挑”的政治工作制度。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清华大学这个“双肩挑”的经验,成效很显著,是可以普遍推行的。
(三)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蒋南翔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他提出:学校的科学研究“必须走结合生产的道路”,对学生“要抓好基本理论和实践训练这两头”。在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南翔同志既普遍推行,又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办法;特别突出生产劳动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文化科学课业为主,生产劳动为辅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蜂拥而起的上山下乡热潮中,南翔同志能保持冷静,坚持实事求是。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许多学校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当前,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则进一步在各类学校中,尤其在城市的大中小学校中贯彻实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独生子女一代已经进入大中小学课堂,他们面对着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
许多独生子女在家庭里受到百般宠爱,在社会上备受关注。在城市中,相当大的部分,生活比较优裕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啼饥号寒,什么叫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不知道稼穑之艰难,也体会不到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走在大街小巷,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听唱片,随处会遇到“一切向钱看”、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崇洋媚外的现象。他们是西方敌对势力同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拚力争夺的对象,是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实现其和平演变图谋的工作重点。正因为这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且要重新强调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这个结合的点,在当前形势下,就是要强调适当地参加生产劳动,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接触到生产实际,接触到工农,培养尊重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感情。像清华的同学早年所说的那样:“让汗水洗掉我们心灵上的灰尘。”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方式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来确定。现在的问题是不普遍、不经常,劳动量过少甚至根本没有参加劳动。
在我们注重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在人民解放军中“学军”,以增强革命性、组织纪律性和国防观念。
对历史经验要采取分析态度。六七十年代一个时候,在“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学军”的运动中,确实做过了头,走向事物的反面。现在,绝不是要重复那样的错误。然而,理论联系实际,在生产劳动中,在同工农相结合中树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是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南翔同志在十年动乱后明确提出:“‘左’的错误当然不应重复,但是绝不可因噎废食,放弃或轻视劳动教育。”爱好形而上学,好走极端,曾经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带来灾难。我们绝对不可重复这种错误。
(四)大力提高文化科学课的教学质量
蒋南翔同志一贯坚持政治方向第一、学习为主。他说,为社会主义服务,光喊口号不行,政治要落实于业务。他要求建立严格认真的教学制度,无论大、中、小学都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严格完成规定的课程内容。要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的具有世界第一流科学水平的各方面人才”作为奋斗目标。
蒋南翔同志尖锐地提出科学独立同民族独立的关系。
我国必须提高科学水平,在科学技术领域赶上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认为,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应当担当起这个重大任务。一九八〇年,南翔同志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不能在本世纪内为国家培养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不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国‘四化’所遇到的最新科学技术问题,那就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不独立,科学不独立,经济和国防也没有真正独立。”
南翔同志提出:“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要在若干年内使我国“有一两万个真正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各方面专家”,有了这样的专家,“就会改变我们在教育和科学技术上不完全独立的落后状况”。
当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灭亡我们的时候,我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织起来,用民族解放战争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当帝国主义挟科学技术优势,封锁我们,干涉我们,遏制我们的时候,我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向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进军,用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是保卫中华民族主权和独立的又一个战场。一切爱国青年,都要勇敢地走上这个战场。
(五)重点高等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一九八〇年,蒋南翔同志提出:“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重点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他还提出,在高等学校中组织好科学技术登山队,号召大学生“攀登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的珠穆朗玛峰”。
南翔同志讲高等学校并不是忽视中小学和其他学校;讲重点大学,并不是忽视其他大学。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这是大中小学及一切学校共同的任务。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必由之路。我国财力有限,人力有限,不可能也不应该铺的面宽了,只有集中力量,重点进攻,重点突破,才能把水平突上去。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严重问题,不在突出重点,而在重点不突出,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散”字。在一些重大课题上也重复设置,重复研究,重复引进;不少地区、单位,各自为战,短促突击,长期在低水平上重复运行。其结果,正如毛主席讲战略思想时指出的那样:“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把毛主席歼灭战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攻克现代科学技术难关,我们就会百战百胜。
五十年代后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涌现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一支支大军,出现了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和工厂三结合攻关的形势。南翔同志亲自组织实施。人们清楚地看到,高等学校是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和大工业企业,是我国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三大主力。三大主力组织起来,分工进取,大力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卓越表现。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产学研三结合的方针,充分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的经验。通过国家计划,通过具体工程项目,把这个方针真正落实了,我国的教育和科研就会出现新局面。
中华民族在现代科学技术上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老跟在人家后边走,越跟越落后。十多年来,我们引进了一些新设备,提高了我国工业以及农业的现代化水平。然而,新的科学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成了帝国主义实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资本,成了遏制中国的武器。引进了新设备并不一定就等于引进了新技术。如果我们把赶上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寄希望于引进,甚至于躺在引进新设备上,而不是放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世界先进水平是赶不上更超不过的。必须下更大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努力消化吸收引进来的东西的同时,努力创造自己的东西,力争科学技术的独立。
(六)“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蒋南翔同志站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一贯重视学校体育工作。他指出:“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一门普通的课程。德育、智育、体育三育之中,它是其中之一;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三好’之一,它占一条。”在清华大学,他响亮地提出:“希望每个同学在大学毕业后,要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明确地把锻炼身体和“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联系起来;和“教育青少年有远大的抱负,立志为祖国健康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一号召激发了同学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大家的思想境界,大大推动了学校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
这个要求体现了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必须有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必须把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大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许多城市中,许多学校没有体育活动的场所,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
是少数人参加体育活动,还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参加体育活动?体育设施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还是为广大的学生、广大的群众服务?这是区别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界限。建设一些豪华的体育设施,只为少数有钱人、暴发户或高官服务。把城市中仅有的一点点公共体育场地占掉了或卖掉了,甚至于把一些学校的体育场地也占掉了或卖掉了,盖上了什么豪华的大厦。许多学校的学生们连个安全地跑步的地方都很难找。这些,能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吗?能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吗?江泽民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是活生生的政治。
蒋南翔同志经常强调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标准是什么?如前所述,是又红又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三好”。教育的质量必须是三好俱备,缺一不可。不能单单看文化课考试的分数而忽视思想品质和身体素质。许多学校把思想政治课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把它变成死背条条的学问,而不是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着重关心学生的思想动向、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许多学校把体育课放在只图分数及格的地位,而不是着重于经常的体育运动和体质锻炼。许多中学用加班加码加考试的办法突击文化课。围绕着文化课的分数展开激烈竞争。这样的竞争,一时间在学校的排名上可能争出个高低,但是,如果忽视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忽视身体素质,忽视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不能说这就是教育质量的提高?人们已经看到,许多令人不安的消极现象在发展。百年树人,究竟树什么样的人?怎样树?这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和改革的问题。
(七)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
蒋南翔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他常引用建国前清华大学流传的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他认为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批“大师”,而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必须有又红又专的大师。
南翔同志说:“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学习质量怎样,同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业务水平直接有关”,他认为建设一支宏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建设的首要的任务,并亲自抓教师队伍的建设。他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两种人会师”的方针。即要求党员教师要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学术水平,争取成为教授、副教授;同时,要帮助非党员的教授、副教授提高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吸收一些合乎条件的人入党。这样,两种人就能在又红又专的方向上共同前进。
南翔同志十分重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早在一九五五年,南翔同志就提出:“对于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同时,南翔同志强调教师要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教师要作好学生的思想工作,首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要引导广大教师走又红又专、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他提出,“教师也要又红又专”,“要求学生的,也要要求教师”,“教师也要‘两个肩膀挑担子’”。同时,他强调,“我们要争取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清华党委要有团结百分之百的人的气魄”。他曾尽力减小五六十年代若干运动中“左”的错误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在“文革”后,又用很大精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医治十年动乱对知识分子的伤害。他一贯注重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南翔同志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说“师生关系是平等的”。要尊重教师,要批评任何不尊重老师的言行。但不是老师所说的都服从。“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南翔同志的这些言论和实践,为建设优良的社会主义校园的学风,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和经验。
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当先生的“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矛盾,新问题,新经验,天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我们要想不落后,只有学习。而学习的任务,首先落在教师身上。只有教师的素质提高了,教育质量才能提高。南翔同志引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又红又专的论述,说明“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的辩证法。南翔同志说,“要求红,这是方向问题。‘红一定要专’,这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能满足于做空头的政治家,要努力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精通业务,精益求精;‘专不等于红’,这是帮助精通业务的专家提高认识,扩大视野,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不要自我满足,妨碍自己的不断进步”。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教师要既教书,又育人,“所有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都要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政治和道德修养”。这是每一位教师都要深思而力行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要占领教育阵地。校园里,尤其是大学校园里,存在着复杂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向我们争夺年青一代。他们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放在“西化”中国青年之上。他们想方设法来消灭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想方设法兴资灭无。毫无疑问,我们要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的方针。我们要团结广大教师。只要是爱国的,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拥护民族团结的,拥护按“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我们都必须团结。但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位著名经济学老教授恳切地指出:我们在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说时,应持分析态度,不能从盲目排斥的一个极端跳到盲目推崇的另一个极端。否则,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会给我们社会主义,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种种情况,仅仅是在经济学领域有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总是缄口不言!
(八)“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是全党全社会的事业”
八十年代初,在讨论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时,蒋南翔同志提出:还要正确地解决教育、科学同经济建设的比例失调问题。问题集中在教育、科研投资上。
现在,我国已经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提出教育优先的指导思想。国家已制定教育法和教师法。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加重视教育。教育经费有了显著的增加。然而,经费不足,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增加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的潜力在于反浪费。在我国,奢靡浪费是相当严重、相当普遍的,而且越来越严重。破坏国家的法纪、制度和计划,胡支乱花,挥霍浪费公款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领导干部不是以自己的俭朴为人表率,而是以自己的豪华、阔气,为穷奢极欲的恶劣风气开路。公款吃喝玩乐泛滥成灾。并非急需的“超豪华”建筑物相当多。世界上所有的豪华型轿车,中国几乎都有。对一些机构和领导干部来说,究竟是教育优先,还是享乐、讲排场、摆阔气优先,并没有解决;勤俭建国的方针讲是讲了,但并没有贯彻执行。为此,要继续解决认识问题。同时,国家需要制定《反浪费法》,用国法限制不适当的过高的消费,严惩对公款的挥霍。对公款的挥霍是有罪的,要像对贪污分子那样,追究挥霍者的法律责任。
现在,有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这就是,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品学兼优的青年上大学,并且把大学毕业生留在那些地区。中央决定要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日益扩大的差距。然而,如果当地许多品学兼优的青年,因受财力所限而不能考大学或者上了大学又不能安心学习;如果这些地区不能培养大批高水平人才,或培养出来而又留不住,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实现必然会遇到严重困难。
在我国,在奖学金之外,在接受正当的捐助之外,国家需要制定助学条例,扶助贫困地区优秀青年上大学。这是在新时期教育向工农开门。对此,经济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和人应当作必要的贡献。同时,要明确规定,受扶助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人才,必须回当地服务,至少服务若干年。国家需要制定法规,有效地优待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老少边穷地区服务的人才。在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行扶助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应是一项基本政策。
对蒋南翔的教育思想,我们在这里说得不完善,也可能有的地方不准确。蒋南翔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胸怀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孜孜不倦地探索。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为发展和提高新中国的教育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绩。他不可能没有若干缺陷,但是,他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观点和实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上述蒋南翔同志论述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是不是还适用呢?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在教育战线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面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我国的教育办好,把科教兴国的事情办好。
三
《蒋南翔文集》中,有两篇文章格外引人入胜。一篇是《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一篇是《关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意见》。前者写于一九四五年三月间,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后者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帽子,在严密“监护劳动”的情况下讲的话。这时,南翔同志在清华大学校办工厂铸造车间劳动。他在一次小组会上发言,声讨“四人帮”得力干将迟群一伙。两篇文章相隔二十六年,论述的问题不同,写作的环境不同,但同样生动地反映了蒋南翔同志为真理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党中央决定审查干部。这是发展整风运动成果的重要的正确的步骤。全党是拥护的。但是,审查干部的工作被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康生歪曲了,反奸斗争被扩大化了。康生以其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地位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审查干部的工作变为“抢救失足者”的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大搞“逼、供、信”,极其错误地、残酷无情地打击、伤害、迫害、诬陷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抗战前后入党的知识分子成份的共产党员和在白区、蒋管区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在康生的蛊惑下,一些党的组织被认为是敌人“红旗政策”的产物,连“一二·九”运动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一时间“特务”如麻,人人自危,党内生活、同志关系和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陷入极不正常状态。毛主席听到彭真、李克农同志的报告,察觉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中央于一九四三年八月颁布了九条方针,毛主席作了多次明确指示,随后,采取完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甄别工作,纠正错误,平反冤案错案,极大地减少了康生给党造成的损失。
蒋南翔同志一开始就对“抢救运动”持怀疑态度,随着错误的发展,他的认识愈加明确,认为“这样推演下去,实在于党于革命太有损害”。他曾跟有关的负责同志谈他的意见,并直接找刘少奇同志提出他的意见。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经过认真的思考,从总结经验教训的高度,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在这份长达两万余字的意见书中,南翔同志秉笔直书,纵论得失、是非,只论党的利益,不计其他。
康生那时候声名显赫,位高权重。南翔同志则直呼其名,直指其谬。意见书直截了当地提出:康生一九四四年四月对“抢救运动”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和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符合”。他尖锐地提出“这是一个根本失败了的工作,绝对(我敢于说是绝对!)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是成绩多于缺点”。他明确地说“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发动这种‘短促突击’的‘无的放矢’的公开斗争”,从根本上否定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指出那是“基本方针有了毛病”。南翔同志在万言书中分析了“抢救运动”错误地估计形势,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斗争方式以及产生的严重后果,希望中央“正式作出详细的全面的总结”,并建议“从此废止在党内进行‘普遍肃反’这种反奸斗争的方式”。他正式提出“无论从此次抢救运动,从过去的历次肃反运动,我们几乎是无例外地得到了非常沉痛的教训”。“这种已在屡次实际斗争中证明是有害的斗争方式,我们实已到了应该给它作出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了”。
《关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意见》,会使我们进一步领略蒋南翔同志彻底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在“四人帮”横行于国土,反革命帽子随时可以给人戴在头上的时候,在被严密“监护”的情况下,南翔同志向把持了清华大学领导权的“四人帮”的得力干将迟群一伙发起猛烈进攻。当时,迟群一伙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长文,登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推广清华大学教育“改革”的“新鲜经验”。南翔同志看了,实在忍无可忍,在一本《红旗》上给以批判;随后,在从“监护”所回清华大学时,直接交给了驻清华的军代表。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展开议论,也不可能全面议论,他只能针锋相对地表达他的观点。他不可能表达得完全,但是,像一把利剑,直刺迟群一伙的要害。南翔同志在批判“创办”之后,在清华铸工车间劳动期间,在小组会上,又作了长篇发言,即《关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意见》,尖锐地批判迟群一伙。他指出,清华大学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忽视了红与专的正确结合”。他说,“如果理工科大学只学了中专水平的科学技术知识,那么,理工科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实质上成了同义词”。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他迟迟不得“解放”;直到四年以后,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干预,才得宣布“解放”。南翔同志指出的教育上的错误,在当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曾有好心人劝南翔:“别硬顶了,对自己没好处,反正是大势所趋。”南翔同志严肃地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谈自己的看法不是顶,是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宣布“解放”的第二天,即九月三十日,出席国庆招待会的途中,在车上,他当着一同前往的同志继续批判迟群一伙。他说:“‘创办’把过去的教育概称为封资修教育,说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与工农兵心隔心,谈不拢,长期三脱离,我看不能一概而论。过去十几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全国各地是受到欢迎的,很多人已成为工厂、企业的骨干,实践证明他们的质量是好的。而现在的教育质量如何,我还不能肯定。”“现在有人说工农兵大学生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校学习二三年就具有国际水平,我看这种估计未免太乐观了。”迟群一伙听到这一番话后,勃然大怒,蛮横地说“解放了也要拉出来再斗”。还准备把南翔同志遣送到农村去长期劳动改造。清华大学一位关心他的同志暗中相助,写信给党中央,中央将他调离清华。然而,他的工作却迟迟不予分配。直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南翔同志才分配了工作。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是南翔同志最爱讲的一句名言。在他一生中许多重大关头,一再证明,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宣布停职反省,他兼任书记和校长的清华大学也同时派进了工作组。这时,他明确表示:“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一九六八年,他被“监护”起来。在长达八年的批斗、殴打、凌辱、折磨中,他宁忍皮肉受苦也不违心地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更不承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九六九年中秋节,他在监中吟《钗头凤》一首以自叙,词曰:“月当头,又中秋,玉兔默窥前庭柳。西风促,秋叶落,欲笺心事,孰诉衷曲?寞!寞!寞!身虽囚,心如旧,‘俯首甘为孺子牛’。傲霜菊,耐萧肃,清寒自守,素志永笃。乐!乐!乐!”
蒋南翔同志始终如一地坚持知识分子革命化的方向和教育上又红又专的方针。在《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中,他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能在深入的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南翔同志着重地说:“党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领导他们走上中央已提出过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道路,使他们能够深入工农兵的群众大海中去接受真正的‘工农化’的洗礼”。南翔同志始终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必须“工农化”。“工农化”就是革命化,就是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同呼吸,共命运,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就是要根本改造世界观。这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都是同样重要的。在对“知识分子出身抱一种太保守的观点”的时候,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要革命化,要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候,知识分子同样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工农化”,要革命化,要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要经常不断地改造,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在批判迟群一伙所谓的教育改革时,蒋南翔同志尖锐地指出他们“忽视了红和专的正确结合”;他指出“毛主席要求又红又专,要求既在政治上又在业务上都达到先进水平”。同工农相结合,“工农化”,“劳动化”,革命化,又红又专,这在本质上是一贯的。这是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坚持这样的方向和方针,就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蒋南翔同志为此奋斗了终生。我们希望《蒋南翔文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青年运动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