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它是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肩负着求富求强、振兴国家历史使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迫南迁联合组成的一所特别大学。
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在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联大人满怀国仇家恨，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做出了卓然超群的业绩，为世人所注目。西南联大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探索研究不断，人们思索着那么多个为什么：
为什么联大能一扫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文人相轻”之陋习，而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为什么“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菲衣恶食的联大教师们能不厌不倦，自敬其业，著书立说，研究学问，倾其所学培养学生?
为什么衣食不继，饿倒病倒仍坚持学习，甚至泡茶馆读书的联大学生们能成栋梁之才，而且那么多?
为什么几十年来每到联大校庆日，联大校友甚至家属，总是那么踊跃参与，并壮怀激烈地高唱那似战歌、似史诗、似战鼓催人的激扬悲壮的联大校歌?
为什么年高体衰、收入不丰、自奉甚俭已离退休的联大校友，自发捐资在西南边穷地区兴建了6所“西南联大希望小学”，并设有奖教金、奖学金?
……
为了探寻这许多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无数次拜访联大校友及其亲属，聆听他们激动人心的讲述。并翻阅了无数发黄变脆的档案、报刊、照片，辨认着因年代久远而模糊的各种笔迹、字体、景象、人物。国家衰微，民族灾难深重，人民奋力抗争的峥嵘岁月又在眼前浮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踏上了古都北平的城楼；南开大学一个学术机关竟被日本飞机炸成残垣断壁……在日寇侵华的枪炮声中，肩负着求富求强求新、振兴国家使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保存国之一脉，不得不离开平津，辗转曲折迁往湖南，奉命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未几，战事西移，临大师生又被迫西迁昆明。其数百人的“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跨越三个省份，行程三千多里，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空前壮举。他们一路采集标本，考察物产、民风……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践。在湖南，他们感受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二》300页)，“湘蛮子”的“吃得苦，挺得住，霸得蛮”的“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的英雄气概；经贵州，他们体味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身受烟害的贵州民间的地瘠民贫，但忠厚、热诚、勤劳、善良；到云南，这里的安宁、质朴、重文、爱美、不辞劳苦等纯朴的滇国风情使师生们感到温暖和振奋，这来自民间的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旅行团师生的精神世界，磨砺了他们的意志，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思想得到升华。旅行团成员的经历成了联大师生的共同财富，在整个联大发酵、放大，对形成“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不可或缺。
沿途一处处“断山疑画障，悬溜泻鸣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大好河山激发起师生们为国效命的激情；一片片罂粟花和不时见到的出售鸦片、烟枪、供香的商摊使师生们忧心忡忡；一次次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款待，使被视为“振兴民族的领导者”的联大师生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和义不容辞；各地人民生活贫困但顽强不屈、不可征服的精神，又给师生们以坚定的信念和力量……
一张张租借、修葺房屋的契约、合同，诉说着联大校舍的窘迫、时常搬家的艰难情形。校舍分散到“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的地步，仍难以租借到够用的房屋。闻一多、华罗庚两教授，为躲避空袭，有一段时间不得不两家人共用一间屋，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一室两家的“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然而“专业不同心同仇”，为抗日救国，他们不顾空间的狭窄，不怕往返几十里上课路远奔波的劳顿，仍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科研，为着“驱除仇寇复神京”后的中兴建国而培植和积蓄力量。
一页页沉重的经费报表、生活指数表、生活补贴报告等，展示着联大经费的奇缺。因无力购置足够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不得不多方采用代替品，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借阅图书，用废弹药箱叠起做书桌书架，即使旧日历、废讲义也常翻转背面再用，连梅贻琦常委的讲稿、函件也有用废纸起草的。教职员们只能领到六七成薪水，还要扣除所得税、飞机捐、前方将士寒衣捐、买公债等等。所剩无几的工资，在物价腾贵的昆明，一般只能维持十天半个月的生活。因此，名教授的他们也不得不卖衣、卖字、治印、养猪、做肥皂，甚至忍痛割爱将多年搜求珍藏的珍本书卖掉来维持生计；教授夫人则绣手帕挎包、做糕点出售，以补贴家用。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曾疟疾缠身经年，卖衣、卖书以购药；患贫血病的史学家雷海宗教授曾昏倒在路上；书卖光了的袁复礼先生一日只能吃两顿饭；萧涤非教授因妻病家贫，不得不将未满周岁的女儿送人，临别洒泪赋诗：“好去娇女儿，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2期28页)读来令人心碎。更有生物学系教授吴韫珍、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虽贫病交加仍坚持野外采集和边疆实地考察，终因工作辛劳、病体虚弱、营养极差、无力治疗，年届不惑即早逝……
教员如此，学生更苦。由于联大学生多数来自战区或沦陷区，经济来源困难或基本断绝，加上昆明物价奇贵，他们中大多依靠微薄的贷金、救济金度日。因此，关于学生贷金、救济金的办法、条例等的讨论、制订等是联大常委会、校务会中的重要议程之一。学校无力完全解决，学生们为填饱肚子不得不四处兼差，或卖盐、卖报、卖票，或做译员、校对、家庭教师，甚或去做油漆工、放炮报时……真是五花八门，只要能补贴度日，他们有事就做。即使如此，不少学生一日只能吃上两餐饭，因此常有学生在课堂上晕倒病倒。“由于山河破碎，国难当前，心情沉重，大家都有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学风也沉潜笃实。同学们没有人混日子、不钻研的……”(《郑天挺学记》41页)
生活困苦还时常遭受日机轰炸。最紧张时一周需跑避五六次，因此上课时间不得不改变和缩短。1941年的一次空袭中，华罗庚教授竟遭“活埋”，险些丧命在躲避空袭的土洞中。
……
书生报国，笔扫千军。不能亲赴前线参加战斗的联大教师们，只有积极从事教学和科研。一摞摞各色卡片，一册册添满边白、粘有小条的讲稿展现着教师们认真备课，不断加入最新研究成果，丰富讲课内容，精益求精，身处乱世不仅不懈怠，反而更加奋发的教学状态。
一本本著作在战火中问世，那是联大教师们的特别武器。他们知道，救国经世，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因此，执行“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培育人才为战后复兴建国做准备。他们拼命搞研究，并多出成果。其中华罗庚的开创性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而使用几十年。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获教育部嘉奖。
一篇篇时文发表在《大公报》、《中央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上，体现着联大人的忧国忧民情怀。黄钰生的《开明的教育》、曾昭抡的《中国青年的出路》、华罗庚的《数学与思想训练》等在关怀、指引青年学生的成长；吴晗的《农业与政治》、费孝通的《屯兵于工》、潘光旦的《工与中国文化》、《人口数量的一个政策》等在探讨工农业生产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的关系；而直接与抗日战争紧密结合的则有刘文典的《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闻一多的《可怕的冷静》、鲍觉民的《我国必须收复台湾》等等，犹如射天狼的雕弓与长矢。
满腔公仇私仇、满怀国忧家忧的联大师生们不能不用上战场的劲头，团结无间，奋力竞赛地教与学。因为他们知道“要恢复失掉的家乡”，“抗战救国都要我们担当”，就必须“赶紧学习，赶紧准备”，“要利用宝贵的辰光”。师生们还利用课余、假期到工厂、农村、部队，用高亢的歌声和真情的表演宣传抗日，慰问抗日将士，开展民主运动，活跃校园生活。“会挽雕弓如满月”，东北望，“射天狼”，是他们当时的心境。他们感到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和人民，才算尽了一个国民的职责，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殷忧思报国，多难想兴邦。联大师生亲身体验到国破家亡、民族被蹂躏的苦痛，决心为救国而教，为救国而学。“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他们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团结奋斗。“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捧读联大师生名录，你会发现其中许多是耳熟能详、名闻遐迩的各界名流。这里走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为祖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还有唐敖庆、郑哲敏等大批院士。另外，联大八千名学生中，先后有上千人参军参战，为国效力，其中有梅贻琦常委的一儿一女一侄(梅祖彦、梅祖彤、梅祖培)。联大纪念碑勒英名八百余，万世流芳。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艰苦的八年抗战结束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家园，然而蒋介石却要消灭共产党，发动内战。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联大师生与昆明各界人士进行了反内战斗争。《告昆明全市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告美国人民书》、《罢课宣言》、《反内战口号》、《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闻一多教授的最后一次讲演……映现出那风雨如晦、特务横行、师生奋斗不息的日日夜夜。
联大在做好本身工作的同时，还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开办中学教师晋修班、训练班、西南讲座等以培养提高当地师资水平。还应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之请，先后有陈省身、华罗庚、曾昭抡、赵忠尧、张青莲、冯景兰、冯友兰、汤用彤、吴晗、赵诏熊、吴征镒、罗庸等联大教师到云大授课。云大在几年间由1937年的2院7系扩展为5院18系、3个专修科、3个研究室，还附设医院、天文台、农场等。联大在昆九年为云南所做的贡献在《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有生动的描述：“联合大学之于滇，自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之设立，本省各级学校7之协助，学术公开之演讲以及公私经画之匡襄，庶政百业之赞导，既至繁巨，不可以悉举……”结茅立舍的西南联大，“集诸科多数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研其事”，则是对罗常培、郑天挺等参加大理县志修纂并调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地理、民俗等，沈同教授以云南盛产之野果余甘子为材料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工学院施嘉炀院长主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化工系主任苏国桢教授创办恒通酒精厂，张大煜教授创办利滇化工厂，还有联大与云南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滇缅公路沿线木材之分布及强度研究”、“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状况调查”等等的概括。总之，西南联大“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续办，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云南各界在八年中给予办学支持的答谢，几十年来云南人民一直把师院看成不走的西南联大倍加珍爱。云南省、昆明市商会《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及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屏联，对联大在滇办学的历史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誉为北斗。联大在答云南各界的《惜别谢启》中满怀深情地感谢云南人民的厚爱与大力支持，表示“桃潭千尺，未足喻此深情”，一朝分别“室去临歧，难有琼瑶之报”，今日北返，将永远“瞻怀斯土”，企盼重晤……联大师生与云南人民的厚意深情，书不尽意，绵绵永存……
希望本书的面世能生动再现这一段艰辛、辉煌、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并带给人们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启迪，作为研究西南联大之一助。它更将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联大精神，在今天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等达到白热化的烽尘滚滚的新的世界形势下，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为子孙后代不再经历那样的苦难而“相期俱努力”!
郭建荣
2005年10月29日于北京大学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