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教育论著选

梅贻琦(1889—1962)，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曾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任职，对解放前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赴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发展为今天的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早年留学美国，为我国首批庚款留学生之一。1914年毕业回国，翌年即到清华大学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1926年4月，他作为物理系的首席教授被教授会公推为教务长，从此开始展现他的治理学校的才能。他着手对新建的大学部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真正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雏形。他先后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他的教育主张。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被派赴美国担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梅贻琦应召回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校，连任校长长达十七年之久，包括西南联大期间以清华大学校长身分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十七年中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多所建树。

1931年到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的主持下，在教学、科研、学风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他十分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努力充实师资队伍；筹建了著名的清华工学院，创办了农业、航空等特种研究所，开办特种研究事业；广泛开展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扩充出版学术刊物，促进学术研究。通过切实努力，把清华大学办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校。

1937年到1945年，梅贻琦坚持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八年抗战期间，他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治校才能。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校风的三校师生，作出了很大成绩，为国家保存并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他在1941年说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此间他发表了《致全体校友书》、《大学一解》等重要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

抗战胜利后，他为清华复校奔走，并先后发表了《复员中之清华》、《复员后之清华》、《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等文，详细阐述了他对战后教育事业的设想。

政治上，梅贻琦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他长校的十七年中，曾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他本着既不得罪国民党当局，又力求不使学生受到无辜残害的原则从中斡旋。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加入国民党，此后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一步步接近，常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由于历史给他的局限，他不能理解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变革，导致他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离校，只身飞往南京。

梅贻琦有着治理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丰富的教育实践。虽然他没留下很多的理论著作，但在现已收集到的文章、讲话、文告中，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深入研究。诸如：

关于大学应当成为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思想。他主张，“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关于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与主导作用的思想。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

关于注意学术研究向高深专精方面发展，努力推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思想。

关于重视体育，“发展全人格”的思想。

关于建立“根据事实推求真理”，“俭朴好学”，“毫无纨绔习气”的优良学风的思想。

关于注意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应用科学的思想，以及其他关于治理学校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目前，对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研究尚少，我们这里选辑的还只是1948年以前的文稿，1949年至1962年间的资料尚待收集整理。我们期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能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研究人员可以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梅贻琦教育思想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梅贻琦涉及政治问题的某些观点，有不当与片面之处。为了便于对其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研究，我们基本上保持了文稿的原貌，特请读者注意。

刘述礼

1987年12月